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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峰娱乐透过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教你拥有顶级文学编辑的判断力 北晚新视觉

日期:2018-09-26 02:22:54 点击:0 来自:本站 作者:

  八月中旬,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对出版界来说,也是一次“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巡礼。检视这份长长的获奖名单,一个新兴出版品牌“中信大方”的名字屡屡冒出来,引人注目。

  在竞争最激烈的中、短篇小说奖中,中信大方以尹学芸的《李海叔叔》(收入中篇集《我的叔叔李海》)、小白的《封锁》和弋舟的《出警》(收入短篇集《丙申故事集》)一举分得三杯羹,一跃和老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十月文艺出版社等并肩,可谓颇有远见。而查一查它的“履历”才知,这是一个仅仅成立两年的出版品牌。

  文学书难做,纯文学更难做,国内原创未成名作家的纯文学作品更更难做,这几乎已经是出版界的共识。就算作品本身质量不低,出版社也会因面临未知的市场风险而却步。不远的例子就有两个,一是去年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她的第一本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写成后屡遭退稿,最后才有一家很小的出版商接受;另一个是青年作家、导演胡波,他的小说《大裂》已在台湾获得文学奖,但寻求出版依旧无门,几经辗转方才由民营出版商华文天下出版。

  持续发现并推出新作家,固然是出版单位的一重职责所在,但在今天的市场化环境下,为了规避风险,出版社还是更愿意选择已成名作家,或者自带“流量”的作家,这也无可厚非。只是中信大方的路径却有些不同:自2016年7月成立到现在,以文学出版为主要方向,持续推出本土原创作家的作品,其中又多是还不为大众广泛认识的70、80后青年作家。这项看似“前途未卜”的事业,却一直坚持下来,迎来了奖项和市场的双重不俗表现,其本身也在国内文学出版市场站稳脚跟,成为颇被认可的品牌。

  在八月的上海书展上,中信大方还举办了首届“大方文学节”,邀请米亚·科托、李敬泽、李陀、詹宏志、小白、弋舟、田耳、袁凌等18位中外作家和读者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文学漫游”。举办这个文学节,用大方总经理蔡欣的话说,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我们可以有‘音乐节’‘啤酒节’‘戏剧节’,为什么不能有‘文学节’?!文学应该进入我们的生活,阅读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文学节”或其他一些让作者和读者面对面的方式,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宣传营销手段,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呈现出当前文学出版策划与传统不同的新面向,即,不仅仅是在“出版作品”,也是在“出版作家”,将作家从传统的幽闭式写作模式中打捞出来,直接展现其作为真人的丰富立面。

  近些年来,随着出版市场发展,此前绝大程度依托于传统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有了越来越多的分化,不少优秀的年轻作者都在新兴出版品牌处崭露头角,进而被文坛注目接纳。除中信大方外,这里面还有理想国、文景等。这本身或许昭示着某种风向的变化。出版当然只是一个切口,而我们试图从中探索的是,在阅读口味全球化、写作网络化、“当代文学”的面目变得模糊的今天,如何发掘本土的文学作者,如何能重燃国内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热情。大方的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

  王苏辛是位90后作家,在文学界已小有名气,同时也是中信大方的前策划编辑。虽年轻,这次获鲁迅文学奖的两部作品《我的叔叔李海》和《丙申故事集》却都是出自她手。对一个年轻编辑来说,是极大的肯定和嘉奖。谈及两部作品获奖,电话里的她倒显得沉稳。虽然高兴,但底气是对尹学芸和弋舟两位作家的作品质量的信任。

  《我的叔叔李海》是今年3月出版的,收入四个中篇小说,8月便获了奖,王苏辛感叹“时机赶上了”。但这并非偶然的幸运,出版尹学芸的作品,其实是她酝酿已久的成熟想法。从代际上看,尹学芸属于“60后作家”,虽然发表作品很早,但多数都发表在文学刊物上,只结集出版过一本作品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中国青年出版社),长期以来并不为文学圈以外的人熟知,大众对这个名字还很陌生。王苏辛正是从《收获》上看到尹学芸小说的,那时她还没入职中信大方,对作者也并不了解,却敏锐地从文字中发现其品质与力度,暗暗有了将来要为尹学芸出版作品的愿望。在她看来,尹学芸写的虽是上一代人的故事,具体生活环境与今天有差异处,但那种对与父辈关系的刻画,与她作为一个90后的感觉相似相通。

  弋舟是70后甘肃作家,和尹学芸稍有不同,他不仅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还备受网络上文学读者的推崇。王苏辛之所以“发现”弋舟,便是通过一个有号召力的豆瓣大V的推荐。她不讳言弋舟的短篇是“我看到的作家中非常好的一位”,笔致凝练,又涵盖了复杂和丰富的内涵。《丙申故事集》是去年出版的,获奖的是《出警》一篇,写了一对警察师徒和一位“老炮儿”的故事,关注空巢老人主题,灰黑底色上流露人性之善,体现出作家本人对现实世界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王苏辛认为,这篇小说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正面意义,对于平时不写作不看书的普通人来说,也能获得一种精神安慰。

  关于这一类“非著名”作家的发掘,还要从头说起。2016年,知名出版人施宏俊离开他创立的图书品牌“世纪文景”,加盟中信出版集团,赴上海成立“中信大方”,作为一个以文学出版为主要方向的子公司,在当年的出版界也成为一起事件。不过,虽然确定“文学”的方向,但成立之初,做什么、如何做,还没有清晰的远景,一切都在编辑的摸索当中。王苏辛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她自己作为写作者,对年轻作家群体比较了解,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还没有太为市场认识的作家,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不同的图景。

  她做的第一本书是宁波70后作家张忌的《出家》,这部小说首发于《收获》,也是中信大方最早一批产品之一,讲的是一个在生活中无奈挣扎的小人物的故事,兼得《受戒》和《活着》二者之味。现在回想起来,她认为,这个选题通过的原因,一是可读性强,二是作者对当前时代和人物有比较深刻的观察——也就是说,在文学和市场之间能够达到某种平衡,以此来作为试水。《出家》出版后获得了成功,埋头写了很多年的张忌也浮出水面,为读者所知。这种方式和角度获得了首肯。一年后,王苏辛策划的另一本现实观察之作——知名记者、作家袁凌的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也不负众望地重现了这一成功,这两本书如今销量均已超五万册,进入稳定长销状态。以国内目前文学作品普遍的出版销售状况来看,这个数字是相当优异的成绩。

  对王苏辛作为编辑的判断力,大方总经理蔡欣不吝言信任和欣赏。其实不独王苏辛一位,大方的多数编辑都以90后为主,兼以小部分80后,如此年轻的阵容,在以经验取胜的传统出版行业很难想象。但正是这群90后,表现出绝不逊色于老编辑的慧眼,令人刮目相看。蔡欣说,挖掘作者,最重要的就在于有好的策划编辑,作为出版社,要足够信任这些策划编辑的眼光,给予他们足够的平台和资源去成长。譬如王苏辛,这么年轻就能掌握这么多作家,策划出版这么多文学价值和市场价值双赢的图书,在一个层级结构复杂的传统出版社是很难做到的。

  张婧易是另一位90后编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问及她在这个时代做文学出版的感受,她提到陈思和老师的话,“如果中国文学史是一条河流,那我们就是这条河流里的一颗颗水滴”。“想要成为这条河流的一部分,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是作家、评论家,也可以是编辑”,她很豪气地表示,“我想要参与到当代文学生产的过程中去,不仅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实践者”。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或许一代也有一代之编辑,这一代的编辑已经成长起来了,未来将承担着发现“这一代文学”的使命。 下转34版

  截至今年十月,中信大方在国内原创文学方面已经推出21位作家的28种作品。检视这份名单,不难发现,比起大众更熟悉的“50后”、“60后”作家来,“70后”、“80后”作家的名字构成了其中的主力,除了上面提到的弋舟、张忌、袁凌,还有田耳、李宏伟、王咸、董夏青青、钱佳楠等,其中有些已奖项加身、获得文学界认可,有些是完全的新人,这两年才开始在刊物或文学奖上崭露头角,借在大方出版的这第一本或第二本书为读者所认识,走稳了作为“作家”的重要一步。

  关注“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是多重原因作用下的结果。蔡欣不讳言道,首先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品牌,在有限的知名作家版权争夺中不占优势。而王苏辛透露说,签约一个已经被市场接受、有很高文学界声名,尤其是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作家,签约费很高,三年之内的收益还未必能超过支付的版税。而另一方面,文学也是处于不断的进步和筛选中,就她的审稿经验来说,很多老一辈作家已经逐渐过了创作黄金期,在质量上呈现下落,而“70后”、“80后”作家正处在写作上升期,而且不少人已经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在她看来,完全能和老一辈作家以及国外的前代、同代作家相比,只是还没有被充分关注到。“大部分人愿意在已经出书成名的人身上做文章,不愿去关注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东西,做这个工作的确很累,很难,而且出来后可能完全没有市场反响”,但,还是要有人做的,因为“一旦发现几个人,或许可能改变我们对这一代作家的整体印象,对读者有一个新的引导”。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论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备受争议,到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才逐渐沉下。但随之而起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只有“乡土作家”,以及莫言这一批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之后,所谓“当代文学”如何赓续?不过,这些问题不久就有了解答——最近几年,我们看到整个国内文学出版界的一个新势头是,“70后”作家成群结队崛起、成名、日渐成为中流砥柱,“80后”作家也紧紧跟上,在前辈作家耕作的文学田地里开辟一条新路,以新的观察角度和书写方式来呈现当下时代错综的生活经验。这一点令人可期,无疑也更贴近年轻一代文学读者的阅读口味。而他们所需要的,是出版市场多一点接纳和鼓励。

  王苏辛认为,与前辈作家相比,“70后”、“80后”一代作家的一个特点是城市题材较多、有更多当前时代底色,其二是大时代的共同经验淡去,作家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更大,有上海作家,也有小镇作家,各自有不同的流动的生活经验,“没有了共同体,没有共同的敌人,也没有共同的朋友”,只能向个体去挖掘。这也让他们很难像以乡土为根据地的前辈作家一样有一个清晰的文学版图,文学中的地域性逐渐消弭,但从另一方面说,失去地域性保护下的写作将更有难度。“我们要让人看到,中国文学不只是乡土文学,其实很多‘70后’、‘80后’作家都在写和国际作家相似的题材了。我很开心,因为终于在中国小说家中也看到了新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们会比前辈做得更好。”

  除了年轻的新作家,大方的作者中也有几位成名已久的,如李陀、李敬泽、王安忆、林白等。能收获这些作家,和出版年轻作家作品也有很大关系。比如以《一个人的战争》立名的“50后”女作家林白,便是有一年受邀参加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发现许多年轻作家的书都由大方出版。年轻作家进而向她推荐说,那里在做本土文学,有很好的编辑。还有多年不写小说的李陀,《无名指》是他今年的一部“复出”之作,他也将这部重要作品也交给了大方出版。蔡欣感叹说,当一件事情发出声音,就会成为一个有能量的聚集点,把很多东西聚过来。

  大方董事长施宏俊在采访中,提出大方要做“文学性的产品”,即用文学性的方式来贴近“用户”的生活,把普通人转化为文学读者。无论是“产品”还是“用户”,都是互联网语境下的词语,这让大方的基因天然有别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老牌的文学出版单位。但有意思的是,从策划落实回文学层面,对照大方所出的作品目录,最终摆在读者眼前的,却并不是互联网所直接对应的网络化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是“传统”的:作者多数来自传统文学杂志,参评传统文学奖,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生产。和在经济利益导向下,竞相追逐在网络上走红的大V写作者的市场业态比起来,这倒像是一股反其道而行之的“清流”。

  蔡欣认为,文学期刊和文学奖本身是很好的筛选机制,“文学评论界众多评论家、顶级文学刊物的编辑的判断力,肯定是远远超出我们一家文学品牌的文学编辑的”,因此,从这些判断里吸取养料,不啻是一条较为稳妥的路径。

  而王苏辛作为一线的策划编辑,坦言说,倒并不是刻意要从文学期刊里选择。事实上,在挖掘作者选题的过程中,她不拘渠道,看文学杂志,也看豆瓣等社交媒体上的写作,甚至去晋江文学网上看过网络小说。她坦承,“作为编辑,反而有时会回避文学期刊作者,更希望找到从网络上冒出来的人,他们在写作中已经和读者有过交流,对出版而言,可能更有市场”。但看了许多后,最后还是回到了文学期刊的主体上来,令她自己也颇感“神奇”。就她的审读经验而论,期刊上作者的写作水平的确整体比在网络上写作的人稳定,“不是说网络上的不好,有好的,但少”。大方也出版了个别网络写作者的作品,但在王苏辛看来,相比起来在文学性和生命力上还是弱一些。

  “我有一个经验,同一篇文章在不同载体上阅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网络小说其实很有意思,我在电脑和手机上看会觉得很独特、很打动人,但当我打印下来再看一遍时,就能看到里面有很多问题,作者还是缺乏长期的写作训练。而且他们自己对这种训练也并不太在意,他们更在意的是,写出的这一刻,有没有人能马上看到和反馈。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优势,但如果只注重看得‘爽’,我觉得不是文学写作的道路。”王苏辛说,她希望选出来的作家,不仅能在网络上阅读,还要能在纸上阅读,恒峰娱乐给未来提供一些留得住的、而不仅仅是阅读快感的东西。

  挖掘这类更偏于传统严肃文学的作家,和直接“收割”网络人气作者相比,在经济收益上肯定有比较大的差异。但如果判断得当,也并非一定如想象中那般惨淡,前面提到的张忌和袁凌就是很好的范例,同时也说明文学阅读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和不低的层次。这给文学出版一个启示,“风物长宜放眼量”,推出新的本土作家作品虽然不易,但好的文学作品能够经历时间和大众的检验。如蔡欣所言,如果用投资的比喻,文学出版是一种“价值投资”,并非看一时的销量,不能以畅销作为唯一的出版标准。

  王苏辛说,尽管现在市场上长篇小说比较好卖,但整体看来,国内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高于长篇小说,大方还是出了很多短篇集。弋舟的短篇小说集便是其中佼佼者,且处于一种长期的“价值投资”关系中:弋舟现在有一个按传统纪年写作的宏大计划,和大方约定每年出一个短篇集,去年出版了《丙申故事集》,今年接续写了《丁酉故事集》。蔡欣很乐于看到这种关系的生成。“不是说遇到一个作家,把他发表过的作品做个选集,不是这种拿着报价去收割的心态,而是和作家一起成长。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参与而有一些不同,我们很愿意看到。”

  不过,在关于传统和网络的问题上,张婧易显然乐观一些:“纯文学”的生存向来不易,现在全民都能写作并在媒体平台上发表,一方面读者的注意力容易被分散,但另一方面这也给更多潜在的好作者提供了机遇。作为编辑,挑战和机会更在于,“如何从良莠不齐的海量作品中甄别和挑选出好的作品,抵达需要它的读者们”。

  作为文学出版机构,中信大方有两条线,在原创文学出版之外,也出版了众多翻译文学作品。从数字来看,外国文学还是占多数,种类能占到全部出版的三分之二。这个比例十分正常,毕竟外国文学出版面向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作品。且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外版书的版权推荐机制十分健全。王苏辛介绍说,对于外国作品,编辑不需要外出约稿,也不需要亲自见作者,只用查邮件,就能看到版权机构推荐来的全世界的选题库。相比之下,做本土原创文学,从0到1发掘作者,显得难度更大。

  相比之下,另一重挑战在于,对于年轻的阅读市场来说,读者的阅读口味已经大大西化了。拜改革开放和物质水平提高所赐,“80后”、“90后”的读者从小就能接触到全世界的文学作品,普遍的文学欣赏水平也强于前辈,但对于中国本土文学,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进而难免有偏见,觉得本土文学“不好看”,不如外国文学。

  对于这个问题,王苏辛认为,在“外国文学”上还须加一个定语,即“欧美文学”。欧美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学的中心”,成为最被广泛引进和阅读的部分。但世界文学是有多样性的,欧美文学未必是最好的,对其过分的推重还会遮蔽其他地区的文学。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学。“很多人诟病中国文学过于陈旧陈腐,但所指的那些作品可能是二三十年前发表的,并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去套。我做编辑,看多了就会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作家和外国同代作家、甚至更早些作家的作品相比,质量相差不是很大。得了诺奖的外国作家当然好,但是比整个世界的文学好,而不是只比中国当代的文学好。”王苏辛说,她想做的一件事情,便是通过当代小说出版,让人意识到当代中国也有很多作家可以选择,有很多作品可以看,而不是盲目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弱于西方文学的。这当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引导过程,但是有意义的。

  不过在她看来,中国整体的文学出版环境还未见得理想。横向对比其他国家,可以看到其中的差距:或如欧美,有完善的创意写作专业和良好的经纪机制,作家在很年轻时就能写作、推荐发表;或如日本,有芥川奖这样主要颁发给新人的重量级文学奖项,一旦得奖就前途无忧。此外,国外文学在题材上更加扁平化,没有所谓“严肃”或“通俗”的严格界限。但在中国,这样的环境显然是缺失的,无论是文学奖还是出版机构,还是更多局限于主流文学界视野,很难广泛吸纳民间力量,网络上的写作者就算写得很好,也很难在期刊上发表。这种状况虽然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王苏辛寄托于一个更好机制的诞生,通过一些有良好判断力的文学从业者,包括编辑、评论家、观察者等去选出好作品。

  近些年来,像中信大方这样,国内新锐的机构品牌在扶植本土文学写作上呈多点开花,如豆瓣阅读每年举办的文学奖已成为草根“文青”的重要试练场,还正式进入了出版序列,又如“理想国”,今年举办了“匿名写作计划”,让参与者抹去名字参赛,试图选拔出新作者。这些项目皆令人看到“引导”的必要性和意义——好的创作环境、出版环境需要培养,也需要时间去完善,但至少从现在起,我们看到了可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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